掌握了企业的生命，那么企业便以资本和 资本所属“人”的意志为意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事实上，我们仔细研究欧美的 现代企业，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类似于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构。从政治上说，它是一种“寡 头政治”，但作为一个经济体，它则表现出“寡头经济”。
这两个“寡头”，决定了企业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就是企业制度。我们换句话说， 建立企业首先面临的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和怎样建立这样的企业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和解决，完全有赖于制度。
制度是一种文化。当然，对文化的定义有多种，但我倾向于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关于文 化具有三个层面内涵的表述：第一，器物层面。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生活工具，便有什么 样的文化。如东方人使用筷子、西方人使用刀叉插吃饭。第二，是制度层面。第三是价值层 面，也就是价值观传统。
这三个层面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的组合。 而连接二者的，是制度。
什么是文化的制度层面呢？
韦伯在其著名的《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 最重要贡献，是把“强调储蓄、从事生产、扩大再生产”作为基督新教的基本行为准则， 并且使这个准则在新教徒中普遍被接受。我们在研究中国儒家理论以及儒家理论对中国社会 的 影响时发现，儒家理论同样强调了“勤劳节俭”，而且“勤劳”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特有 的 美德。那么新教与儒教(暂且这样认为)的差别在哪里？在我们这样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 深远的国家，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探索上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同是受儒 教 影响的日本(虽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还有佛教，但日本的佛教也是中国化、带有浓厚中国文 化特色的儒教文化)，却产生了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这种区别，恐怕还在国家的制度文化上面。